波洛涅斯改变自己的想法迎合哈姆雷特,是为了获得这位地位显赫的丹麦王子的欢心。心理学家戴维·迈尔斯以此揭示个体屈服于群体的一大原因——想要获得别人的喜欢和接纳,即心理学中常说的规范性影响。而代价往往是忽视或隐藏起自我感受的那一部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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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现在很多人并不想再做波洛涅斯。2023年的芭比乐园,已经开始讲述芭比脱下高跟鞋,走向真实世界,去重塑自我的故事。“向内看”、认清自我正成为人生另一种“上岸”。
比如你有没有发现,身边偷偷上心理课的朋友越来越多?尤其30岁以上的女性,自学密度更高。
走进咨询室
第一次出现在心理咨询师面前的赵安然是急吼吼的。
31岁这年,男友因为更换城市突然提出分手,四年恋情结束得毫无征兆。对人打击最大的地方在于双方感受的强烈反差:在她的认知中,两人一直“相处愉快”,甚至约好今年领证结婚;直到被分手,她才意识到,男友骨子里对自己是极不信任的。
这让她感到不可思议,仿佛自己演了一部独角戏。信念坍塌后,愤怒、委屈、悲伤、自我怀疑的情绪如同一场海啸汹涌着压过来,让她濒临心理崩溃。朋友眼中那个要强又特别有主见的女孩好像消失了。
她向心理咨询师求助时,更想要一个短期内就能见效的答案,“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人?以后怎样才能避免?怎样才能让我尽快走出来?”
但心理学从来不为解决具体的问题,尽管许多人都会有类似的误解。
心理咨询师告诉赵安然,希望跌倒后尽快爬起来的想法,让她无形中压抑了很多负面情绪,这些情绪会在下一段亲密关系中被重新激发,形成恶性循环。事实上所有的真实感受,即使是负向的,也需要被接纳和尊重。
随着“谈话”的深入,赵安然意识到对自身感受的忽视跟压抑,其实早在原生家庭就埋下了伏笔。在成长过程中,由于父母奉行高标准、严要求的教育理念,她始终对自己不是很满意,长期处于一种自我攻击的状态中。具体表现为,一旦有什么事做得不够好,就过分苛责自己。
而母亲角色的缺位也影响了她在亲密关系中的抉择,“母亲在我的成长经历中是一个不太能尽到责任的监护人。我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会倾向于给自己找一个监护人。即使对方并不好,我也不会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,因为我对安全感的需求已经胜过了尊重自己感受的需求。”
这个心理学上还有个专有名词——“内在小孩”。精神分析心理学派认为,如果养育者长期对婴幼儿的需要没有及时回应和满足,后者会留下创伤,形成内在小孩。
在一个阶段的心理咨询结束后,赵安然花了3000元在某平台报了一个为期半年的心理学课程,继续探索自我重塑的方向。
年轻人与心理学的第一次触电,大都始于心理咨询。北京某互联网公司总监袁佳发现,身边的朋友不管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还是35岁以上的同龄人,主动看心理医生的越来越多。
十五年前刚工作时,她感觉大家还没有这个意识。一是没钱,二是没心理健康的概念,三是系统性内卷还没有出现。而近几年人们愈发关注内在的精神世界,有能力和意愿寻求心理健康服务的人群正在变多。中国科学院此前发布的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 2019-2020》显示,我国有焦虑、抑郁等问题的人群总数超过两亿人。
袁佳本人并没有做过心理咨询,但心理学在她人生历程中的作用就像是悬在黢黑旧楼道里的那盏灯。如果仅看表面,袁佳属于典型的“别人家的孩子”——从小镇做题家一路成长为北京西二旗的职场精英,通过个人奋斗买车买房,还有一份年薪近百万的工作。
但在内心深处,有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处于内向消耗的状态。骨子里的自卑,让她害怕与别人发生冲突,甚至遇到同事流言诋毁时,痛苦万分却不知如何回击。在亲密关系中,她也没有安全感,喜欢动不动就说分手,然后刻意让自己陷入一种委屈的境地。
从得到App上读到武志红、李松蔚等心理学家的科普读物后,她开始反思问题本质。童年时父母会在她和妹妹面前吵架、家暴,父亲还曾警告过她,“你和妹妹在外面不要惹事,如果惹了事,即使你们是对的,回到家我也会打你们。”
从小缺乏家庭的保护和支持,让她在过早“懂事”的同时,学会了“不表达”——“我跟父母很少提需求,但不断压抑自己的需求,容易委屈。”
在成年后,这种模式被复制到新的关系当中。2018年,袁佳在工作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,自卑让她在担心工作做得不够好的同时,又非常在意别人的观点,“整个人处在崩溃的边缘”。有天下午去见朋友,对方发现她状态不对,邀请她跟自己去门头沟开会。
路上朋友建议袁佳,尝试着放开自己,做一些从来没做过的事。路过一处空旷无人的山间观景台时,两人一起大声吼叫。
宣泄完情绪朋友问袁佳,你知道心理学上有个斯多葛学派吗?斯多葛学派强调“有些事我们可以控制,而另一些却不行”,重要的不是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,而是我们应对它们的方式。
这句话,把袁佳从最坏的时刻拉了出来。
上岸
走出心理咨询室、告别最糟糕的情绪后,赵安然们对心理学的探索并未中止。
她们会重新审视心理服务这项工作的迷人之处:
比如助人背后的社会价值、使命感。“咨询室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一种非常难得、又非常打动人的存在。”刘乐就是从一名咨询者开始接触的心理学。她在毕业后从事媒体行业,一开始还有一定成就感,但后期当媒体开始追热点、追流量,她开始感到痛苦,并质疑工作的价值。她无法接受为了流量去写一些自己“根本没有搞清楚事实的文字”。
在朋友的建议下,刘乐了解到心理咨询。出于对心理学的好奇心,刘乐一边进行心理咨询,一边开始学习心理学。“治愈别人是一份有意义的工作”,2020年离开媒体行业后,她又花了三年时间学习心理学,目前正在转型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。
助人的光环同样吸引着袁佳。之前不少朋友就跟袁佳反馈过,跟她聊天有治愈感。她希望能通过心理学的学习发挥特长,“帮助一个人能够走出来,我希望获得那种正向的幸福感。”
在心理学概念中,人生意义感是与深层幸福感和长远耐压能力相关。
袁佳当然也有私心,比如在职业选择上多备一条路。她所在行业,工作压力大、熬夜严重且这两年持续动荡调整,35岁以上中层尤其焦虑。身边一些中年朋友失业后,在家待业一年多,这些信息无形中加剧了袁佳的不安。
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曾在晚年袒露过心声——“等待枪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”,袁佳发现此刻自己竟然能做到感同身受。
“如果哪天被裁员,或者干不动了,就转行当心理咨询师吧。”抱着这个想法,她花3000块在中公教育报了个考研辅导班,准备读一个北师大在职心理学研究生。在她看来,心理工作者时间自由、职业周期长,没有35岁门槛,而且越老越吃香。
据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统计,2023年我国心理咨询行业市场规模将达953亿元,年复合增长率将突破25%。
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,心理学已经成为一门“显学”,甚至刮起一股“北师大风”——诸如“大厂员工的尽头是北师大心理学”的分享笔记,吸引了众多交流者。
一名在垂直互联网领域的独角兽公司做到中层的职场妈妈,分享了自己一战北师大心理学专业硕士的经历,她说考研主要为了未来可以做自由职业。一名想要30岁以后换种生活方式的外企打工人,记录了自己放弃了年薪26万元的工作,裸辞备考心理学的过程。
在赵安然就学的课堂中,一些老师和同学也是转行而来。在她看来,心理学正在成为化解中年女性职场危机的一味解药。
正在就读人大心理学研究生的李舒发现,她的一个师姐,也在去年重新捡起心理咨询。这个师姐本硕专业都是心理学相关,但毕业后去了一家企业。去年开始,师姐四处参加心理咨询师课程培训,报一些中外合作项目、请督导……一年学习投入算下来至少10万元。
她没有问师姐的职业规划,但多少能感觉出其想要转型的决心。
李舒本人属于理性派,她读心理学研究生的第一诉求不为就业,而是提高学历。二本院校毕业后加入一家头部在线教育公司,周边都是清北毕业的同事,她一度感到自卑,便想通过读研提升自己。
至于转型,李舒看到的是难度不小。虽然心理学的应用场景很多,但在平台机构学习心理学也好,考在职心理学研究生也好,距离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,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。
在加拿大,心理咨询师的最低学历要求是硕士,国内虽然没有学历要求,但必须实习250小时以上;个人督导50小时以上,其中有至少一个个案被督8次及以上。所谓的个人督导,指的是由资深心理督导正式提供的以个案为中心,支持、指导和指引心理咨询师的工作。而每次的督导费用,小至几百、大至上千甚至上万。
很多人即使读完研、在机构上完课,也没有精力跟财力完成督导要求,导致无法顺利上岗。用李舒的话说,“大部分在机构学心理学的人,归宿是心理学机构讲师而不是心理咨询师。”
她的师兄师姐们,毕业后很多去了互联网公司。在职业规划上,导师给她的建议是,先有一个主业做支撑,然后再根据个人爱好进行不同的尝试,去发展不同的副业。
为什么大多都是“她”?
如果你能坚持看到这里,也许想问,为什么自学心理学的都是“她”?
这确实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。赵安然和刘乐的班级同学、在线平台老师,大部分也是女性。
刘乐的班上也有少量男同学,但她观察,他们通常是中年人,而女同学的年龄层次和身份属性则丰富很多——既有20多岁的年轻女孩、专注育儿心理的准妈妈,也有三四十岁计划转行的职场精英。
个人成长教育平台张德芬空间CEO卢熠翎曾分析,根据多年从业经验,30岁至50岁的女性面对情绪烦恼,有更强的意愿寻找解决方案,并愿为心理健康服务付费。这背后的原因或许是,当30+女性遇到人生的多重挑战时,经济逐渐自立的她们,更有动力跟勇气去寻求心理跟精神上的自由,拥抱生活跟职场上的变化。
在一次关于童话中为何总是着重体现女性力量的话题讨论中,赵安然的课程老师从生理结构上对比了两性不同的成长历程。相比男性,女性一生会经历多次身体巨变,比如初潮和生育。当在一种剧痛中经历这些变化时,女性对自我的探索自然会多于男性。
当然也有社会文化因素。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此前指出,女性面临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压力都使得她们更容易产生心理负担,包括不平等的权力和地位、超负荷工作、以及性或身体虐待等。
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女性相比男性更容易产生心理困扰。据发表在《柳叶刀》上的《中国抑郁障碍患病率及卫生服务利用的流行病学现况研究》显示,中国女性与男性的抑郁症终生患病率分别为8.0%和5.7%;女性患任何一类亚型抑郁障碍的终生患病率均高于男性。
在赵安然看来,在东亚,很多女性在成长中是被压抑的,“对老师、领导、同事、朋友、家人要表现好,要乖巧懂事听话,要依附男人,所以很多女性在心理上是没有独立的,价值过分捆绑在另一个人身上。”
正在加拿大约克大学心理学专业大二就读的梁鸣,对此感同身受。在父母灌输的“乖孩子”论调之下,她成了一个“比较服从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人”。这种服从,让梁鸣一度远离了自己的爱好。
15岁时,梁鸣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。当时她痴迷于各种有“心理变态”主人公的电影,好奇他们为什么变成了那样。中考后的暑假,家门口新开了一个书店,梁鸣每天都去书店找心理咨询相关的书看,好奇心始终都在。
但高考填报志愿时,她沿着社会主流价值框架,选择了更容易就业的工程类学科,而放弃了心理学。此后又到加拿大读工科类硕士,并找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。
看起来一切都在正轨,除了偏离了从小的爱好。“我这辈子不管是四十岁还是五十岁,总有一天要回到学校学心理学。”她在心里默默重复着这个信念,但也清楚,如果没有行动,爱好最终会停留在念想层面,就像许多年轻人都有开花店、开书店、开咖啡馆的梦想,但真正实践的少之又少。
改变发生在30岁这一年。知道梁鸣对心理学的热爱后,有朋友建议她,没有必要等到各方面都稳定再去学。在朋友的鼓励下,梁鸣先在当地学校报了个一年制的心理学项目,此后又付费近万元做职业咨询,看自己是否适合做心理咨询师。
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后,梁鸣申请到了约克大学,走出获取人生掌控权的第一步。
最好的回答
心理学不是万能药,几名受访者均冷静提醒,不要对心理学抱有太大的期望。它只是一个辅助性工具,帮助人们改变认知。至于具体问题能否解决,还要看个体行动。
袁佳有个女性朋友,多年来也接触过不少心理学知识,但始终未走出原生家庭重男轻女带来的阴影。如同疤痕在阴雨天会格外敏感,遇到一些挫折后,朋友总会忍不住抱怨原生家庭的隐形伤害。
不过对另外一些人来说,心理似乎总能推动一些变化的发生。
赵安然不久前主动拒绝了一次升职机会,因为新岗位的工作内容并不是她喜欢的方向。如果遵从世俗标准,过往她大概会硬着头皮逼自己一把,向所有人证明自己。但现在,她只想听内心的声音,优先讨好自己,思考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,想做什么样的工作,想跟什么样的人待在一起。
还有一次在高铁上,赵安然正准备闭目休息,就听到车厢里有人大声播放音乐,她心里特别不爽。过去因为害怕跟人发生冲突,她会压抑负面情绪。但现在“关注自己感受”的想法让她决定从座位上站起来。
目标是后排的男人。犹豫了三四秒后,她找到对方要求关掉音乐。对方愣了一下,然后迅速把手机关上了。
在接受自我的过程中,袁佳学会了正确审视自己:情绪来了,她会想象身体里有一个小人,它跳出来、坐在肩膀上,看着自己,问自己有什么样的情绪?这时,她会对自己说,袁佳,咱们现在停止,不要重复以前。
早前了解到“原生家庭”的概念后,她一度陷在对原生家庭的愤懑中,后来她又了解到李松蔚的观点,为了走出原生家庭,却把目光再次投向原生家庭,要格外地小心,它可能是为了告别的纪念,也可能是南辕北辙。而通过在物理上跟父母拉开距离、改变从小培养的思维和习惯、创造出不同于以往的生活体验等方式,是可以走出原生家庭的。
这一观点也激励袁佳做出改变。前不久她生了场病,如果还像以前那样把自己放到委屈的境地、在一种很自卑的状态下,其实是没办法跟疾病相处的。现在的她则坚信,“人和痛苦是可以共处的。”
区别仅仅在于,以前不用吃药,现在每天都要喝两碗特别苦的中药,“当你习惯以后,那种苦也不算什么苦,它只是像你的一场不舒服的刷牙一般的日常。”
读心理学本科,是梁鸣人生中首次独立自主做出的决定。迈出这一步后,她发现,在生活中拥有了更多的主动权。一年前,男友在加拿大求职不顺,暗示可能会回国找工作,“以前我可能会想,为了维持这段亲密关系,是不是也要跟着回去?”但最终她告诉男友,自己要留在加拿大。
男友对此并未诧异。在他眼中,过去习惯性妥协和后退的女友,在学习心理学后慢慢变得更硬气起来。
心理学家戴维·迈尔斯在《社会心理学》中引用过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·罗杰斯的一句话,“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个:我真的能以非常满足自我和真正表现自我的方式来生活吗?”当30岁女性开始学习心理学,大概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。
她们正在用自身的经历,探索和回应这个人类终其一生都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她们或许都曾是《哈姆雷特》中的波洛涅斯,在人生中某个阶段被家庭、社会形塑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。但就像《麦克白夫人》中的那句台词,无法补救的就无需后悔。
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应对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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