率队蹲点调研44天，习仲勋发掘了著名的“郝家桥经验”

——“重温经典学调研”系列⑧

1943年开春，春寒料峭的陕北高原上出现了风尘仆仆的一行8人，带着两匹大骡子，驮着粮食、被褥等工作和生活用品，沿着崎岖的土路来到了郝家桥，他们是习仲勋带领的绥德地委干部和几位记者。

(相关资料图)

为了响应当时党中央提出的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方针，为当地开展大生产运动做准备，不满30岁的习仲勋率队在绥德县沙滩坪区一乡郝家桥村开启了为期44天的蹲点调查。

他领导下的这次深入调研，产生了6篇调查报告，发掘了后来大力推广的“郝家桥经验”。此次调研活动的开展，不仅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典型模范，更让郝家桥村成为闻名遐迩的模范村。

谈收夏、谈锄草，谈的都是农民日常

绥德分区由绥德县、米脂县、佳县、吴堡县、清涧县、子洲县等六个县组成，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“北大门”，亦是陕北著名的“旱码头”。全区52万人口，占陕甘宁边区总人口的三分之一。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，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。

刚刚到任的习仲勋面临着来自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各个方面的压力，工作千头万绪，他认为与其听取汇报即刻开展部署，更应该深入农户细致了解民情。

郝家桥，位于绥德县城西10公里外，村前有一座碎石桥，村里又多为郝姓人家，故称郝家桥，该村由郝家桥、侯家坪、刘家渠、庙沟等四个自然村组成。郝家桥是边区较早建立党组织的农村，当时村里已有20几名党员。在调研开启之时，习仲勋就考虑到绥德分区有众多不同的乡县，且村与村之间也情况各异，在普遍了解之后才决定选择普适性较强的郝家桥村作为调研典型，通过试点“解剖麻雀”，发现并解决问题，总结提炼成功经验。于是，他将调查组同志按照郝家桥、侯家坪、刘家渠、庙沟等几个自然村进行分工包村，确定调查内容和调查重点。调查组在绝不打扰群众正常生活和生产秩序的前提下，通过和村民谈心、和村干部座谈，同农民同劳动、同住的方式了解情况。

在习仲勋的亲自指导下，经过扎实的调研，由时任绥德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邹文宣和《解放日报》驻绥德记者田方执笔，先后写下了《谈收夏》《记两个变工队》《谈锄草》《移民问题》这4篇调查报告，并发表在《解放日报》上。

“收夏不像收秋，秋庄稼因为晒了一整个夏季，成熟期相差不远，夏庄稼成熟期极其不一致。”《谈收夏》中开篇就点出村里秋庄稼种的多，夏庄稼种的少的原因。“在同样一块土地上，最高可达到八、九斗一石，夏庄稼收成最高记录没有突破过六斗，因为收获量的少，因此夏庄稼老百姓就不愿多种。”根据当地无荒地可开的实际情况，和粮食耕种的收成特点，报告提出了保持夏粮的解决办法——改良农作物、顾及锄草。计划细致到种什么作物、几月种几月收，甚至到翻几次土。这些通俗易懂、贴近农民日常的内容，让文化程度不高的村民很容易理解和接受。

随即，习仲勋在郝家桥村组织召开了夏耕夏收动员大会，在会上订立了农户当年锄草计划。“一、谷子地一律锄草5次，别的庄稼一律锄草4次。二、棉田不带打卡一律锄草7次以上。三、云瓜锄草10次。”计划内容收录在调查报告《谈锄草》中。调查报告里有大量详细的数据，体现出调查组贴近群众、掌握实情，让存在的问题一目了然。

“我们到郝家桥之后，发现这样一个问题，即锄草中的变工比春耕时的变工效率更高。”变工是指农村旧有的一种劳动互助形式。一般是由两户或几户农民进行换工互助，调剂劳力或畜力。在《记两个变工队》中调查组以刘玉厚为例，发现他一人一天锄草一晌地，而在5人的变工小组里，每人每天能锄一晌半。通过数据的罗列、因果逻辑的推敲，这样融汇了实地观察、统计调查的研究对解决眼前的问题起到了“直击要害”的作用。

《移民问题》则以刘家渠自然村6户贫农为研究对象，详细分析其生活收支状况，并对移民的时间节点等细节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，为绥德分区制定移民政策、开展移民运动提供了重要决策参考。

找准典型、以点带面，80年前的“IP打造”

一切为了群众，一切依靠群众。习仲勋在蹲点调研过程中，愈发感受到郝家桥在改革农业生产措施，理顺土地租佃关系，组织群众移民南下，精耕细作等方面的经验智慧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值得在整个陕甘宁边区宣传推广。

调查组在收集了村民王德祥的务农心得后，由地委秘书刘稚农撰写《王德祥谈务庄稼》，整理了王德祥从事农业生产近40年的心得和经验，通俗易懂的文字和接地气的解读，让这篇调查报告很受群众欢迎。

郝家桥妇女纺线和织布劳作中的“变工”经验，也被收录在《绥德妇女纺织中的变工——从模范村郝家桥纺织小组谈起》中。该报告由专区妇联干部张力主笔，对绥德乡村纺织业产生了重要指导作用。

没有实际经验的空谈和开会，宣传力度再大也像是“喊口号”，而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宣传才会取信于民、深孚众望。在习仲勋的指导下，调查报告大量吸纳优秀的群众实际经验，以客观的态度分析研究，并发表在报纸上将其予以宣传推介，发掘形成了著名的“郝家桥经验”，进一步促进了大生产运动在边区的发展。

为了鼓舞群众劳动热情，掀起生产热潮，习仲勋率调查组在村里组织开展“好劳动人”评选活动，选出村级“好劳动人”。再通过群众投票，在“好劳动人”中评选出“劳动英雄”。劳动竞赛热火朝天，评选活动如火如荼。村民们一致认为：唯有刘玉厚才够得上劳动英雄的资格。刘玉厚是群众选出来的村主任，因其工作积极、公平正义的作风倍受老百姓的拥护。

“好！好党员，好同志，党就需要像你这样的党员，咱们共产党就更有办法。”习仲勋在见到劳动英雄刘玉厚时，曾这样称赞。

随后，由习仲勋提议，经地委研究决定授予刘玉厚模范党员、劳动英雄称号。刘玉厚的先进事迹受到关注，《解放日报》随后陆续刊载了《绥德刘玉厚受奖》《劳动人民的旗帜》《刘玉厚春耕完毕》《刘玉厚的光辉》《刘玉厚明年生产计划》等大篇幅报道，使原本平平常常的农作习惯变成大力宣传的好经验，原本普普通通的农民成为令人钦佩的英雄。

经过对先进经验的宣传和推广，到1943年底，基本解决了全区52万人口的吃饭问题。同时，全区各地涌现出许多典型区、乡、村和模范先进人物，到1943年底，绥德地区的 70余名代表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劳模代表大会，受到毛泽东及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。1944年7月，习仲勋和专员袁任远等领导共同署名将刻有“农村楷模”的牌匾奖给郝家桥村。在群众中形成了“劳动光荣，受人尊敬”的观念，在全区掀起了“人人学习刘玉厚，村村学习郝家桥”的高潮。

发现和培养各行各业的“英雄”“楷模”的典型就好像是打造生产劳动的“IP”，向群众持续输出着自力更生、精耕细作、劳动光荣的价值观，赢得群众的认同，获得群众的喜爱。让“IP”自身丰富的宝贵经验得以被更多的人学习借鉴，以典型突破，不仅使村民的劳动热情不断高涨、粮食产量翻了倍，还使得大家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升。

分成小组去蹲点，有的放矢解难题

习仲勋很早就参加了革命，21岁即当选陕甘边区苏维埃主席，被人民群众亲切地称为“娃娃主席”，毛泽东称赞他是“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”。早年参加革命的他从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。

习仲勋曾说，“把屁股在老百姓这一方面坐的端端的”。这是他调查研究的根本立场。要做好调查研究就必须走向基层，深入群众，深入实际，通过人民群众找到最恰当、最真实、最正确的办法。

在郝家桥村的这趟调研工作，习仲勋全程吃住都在一线，他亲身体验、亲自实践，身体力行地参与到群众生活中。习仲勋带着问题、带着感情沉下去，以“刨根问底”的态度掌握第一手鲜活材料。这种“一竿子插到底”的实地蹲点调研形式为我们现在的调查研究工作树立了一面旗帜。

同时，习仲勋创新地将调研人员进行分组分工包村，各调查组有不同的工作内容和重点。而每个组选派哪些人也是经过习仲勋慎重考量的，组员必须是对当地具体情况十分熟悉、或对某个领域有专长，从而每个调查组的人员配比合理恰当，使调研工作既有头绪，又能迅速展开。从此以后，这种组织调查工作小组下农村调研的形式，成为了绥德地委的一项工作制度保持下来。

两脚不沾泥，怎能接地气？用脚步丈量的调查研究才更真更实。为期44天的蹲点就是习仲勋与调查组获得成效的根本所在。在各种调查研究方式中，蹲点调查可谓是最深入最专注的一种。唯有扑下身子深入进去，通过抽丝剥茧、去伪存真，有的放矢、精准施策，才能有效解决群众的具体问题。

习仲勋带着问题去调研，深入基层想办法，汇聚民智找答案。他领导的郝家桥调研经历了由实践到认识，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以后，因地制宜地提出了有绥德特色的大生产建设方案，有力地推动大生产运动的贯彻落实，让郝家桥村声名鹊起，“郝家桥经验”至今依然影响巨大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调研是“一项讲求方法的艺术”。调查研究不仅仅只是“一支笔”的事，老一辈革命家事必躬亲的调研作风值得我们铭记，老一辈革命家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传承。新形势下，发扬好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，真正把调查研究这一门致力于求真的学问用活用好，一定能够打捞出接地气的问题与对策，为实际工作提供有益参考。习仲勋求真务实、深入调研的精神值得我们永远学习。（《新湘评论》“指点”微信公众号授权发布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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